经济发展呈现出 经济下行与上行交替出现 的特征。在恰当的时机刺激或放缓经济，可以增强经济稳定性，帮助我们避免陷入漫长的衰退或失控的通货膨胀。 罗伯特·E·霍尔 （Robert E. Hall）和 迈克尔·伍德福德 （Michael Woodford）的研究推动了 稳定政策 领域的范式转变。他们的研究催生了 新凯恩斯主义 模型，使我们能够解释并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周期。如今，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都在使用这些模型。 “中央银行必须下调政策利率，启动经济增长。” “政府应通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来刺激经济。” “必须提高利率或削减支出，为经济降温，否则通胀就会失控！” 这类说法经常出现在有关经济政策的公共讨论中。它们都是稳定政策的工具，也就是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缓和经济波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比如，中央银行可以调整政策利率；政府则可以提高或降低税收，或调整儿童津贴等转移支付，以影响家庭的购买力。稳定政策旨在减轻经济波动——也就是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起伏——避免经济陷入或长期处于高失业率、通胀失控的状态。对家庭和企业而言，稳定、平稳的宏观经济发展，要好过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式变化。经济波动过于剧烈时，经济余地较小的贫困家庭往往尤其容易受到冲击。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让我们更有能力应对经济衰退。他们奠定了新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基础。这一范式中的模型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也就是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地构建。 宏观经济 结果，是家庭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作出数百万个决策的共同产物。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采用了这一思路：他们不再只是像从鸟瞰视角那样研究宏观经济，而是借助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模型，由此推动了稳定政策理论的范式转变。 稳定政策旨在平抑经济波动的高峰与低谷，避免高失业率或通胀失控等问题。（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稳定政策曾经失灵 稳定政策能够带来显著益处这一认识，可以追溯到约一个世纪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研究。他提出的观点至今仍是稳定政策的基础：家庭和企业对商品与服务的总需求，并不会自动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如果需求过低，就会出现高失业和低增长；如果需求过高，经济就会过热，通胀也会上升。当需求过低时，就刺激需求、给经济加速；当需求过高时，就抑制需求、给经济减速。这样可以平抑经济的高峰与低谷。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依赖一个假设：通胀、消费、失业和产出等关键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是稳定的。一个例子是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它显示，失业率高时通胀往往较低，反之亦然。另一个例子是消费由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决定：可支配收入越多，消费就越高。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被假定为大致呈线性，也就是说，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会按比例变化。基于这些假设，对经济应该加速或减速多少进行计算并不困难；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无法持续奏效。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远比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原本认为的更加不稳定。尽管失业率不断上升，通胀却仍在走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似乎也不像人们假定的那么可靠。这意味着稳定政策没有发挥作用：政策在错误的时机提供了过度刺激，造成了长期后果——经济多年低增长、高通胀。 包括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内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指出，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假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要让这些模型奏效，就必须为它们建立微观基础，也就是说，模型必须以可靠的微观经济关系为基础。通胀由成千上万家企业各自作出的定价决策决定；私人消费总量建立在数百万个家庭的决策之上；而产出规模，则由各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决策共同决定。只有研究一个个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再将这些行为汇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宏观经济现象。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建立在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和历史关系之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则从微观层面出发，以个人和企业作出的决策为基础。（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卢卡斯的批评逐渐得到认可，但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类模型既要解决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又必须足够简单、易于理解，才能得到广泛应用。 对稳定政策而言，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私人消费究竟由什么决定？此前的理论研究认为，消费至少与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同样相关，甚至可能比当下收入更相关。这给稳定政策带来了复杂性，因为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并非一成不变，而会受到税收、利率或通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然而，预期的重要性这一假设很难检验和量化，因